只要不出差，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顾潮江教授几乎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回到家里，只睡４、5个小时，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与时间竞速,与生命赛跑。顾潮江带领团队与“超级癌魔”艾滋病较量，“早一天攻克艾滋病，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回国5年，他以“加速度”不断推进研究工作，获批世界首个CAR-T治疗艾滋病感染发明专利，研制世界首个“自体CAR-T”治疗艾滋病取得显著效果，目前正在研制“通用CAR-T”。他希望：“不久的将来，艾滋病感染者像打吊针一样，注射一袋液体细胞，就能实现功能性治愈，不仅治得好，也治得起。” 2019年，顾潮江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他被评为湖北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为祖国工作，仿佛有使不完的干劲 

　　“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文献，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好。”2007年初，博士毕业的顾潮江，怀着攻克艾滋病的理想，带着怀孕3个月妻子的理解支持，独自踏上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纽约西奈山医学中心任助理教授。 

　　留学期间，他争分夺秒地学习工作。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凌晨1点，在纽约的地车站，经常能见到孤独身影的他，一边等地铁，一边阅读文献。同事们称他是“超人”。有人忍不住问他，“你这样没日没夜地玩命工作，不觉得苦吗？”他淡然地笑笑，依然如故。 

　　九年过去了，勤奋和执着换来丰硕的成果。他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取得两个重大突破——找到激活并杀伤病毒库的路径，揭示艾滋病造成神经损伤的原理，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 

　　父母的期盼、妻儿的呼唤，“回国”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翻滚，武汉科技大学的热情欢迎，加快了他回国的步伐。2016年，拒绝了美国老板的挽留和美国绿卡的诱惑，他毅然踏上归国之路。 

　　来到武汉科技大学，他是该校第一个从事艾滋病研究的，一切从零开始。为了早日开展研究，他亲力亲为，搬运仪器、安装设备、招募人员、申请项目……顾潮江和在国外一样，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到凌晨。 

　　“我现在是为自己的祖国工作。”顾潮江仿佛有使不完的干劲。2016年9月，入职武科大仅三个月，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9年，在入党宣誓仪式上，他引用苏格拉底的话和同志们分享：“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这个理想早就根植在他心里。在美国时，有一次，他得知法轮功邪教组织要在法拉盛游行，立即放下实验赶往游行地点。冒着被美国警察抓起来的风险，他和华人、留学生组成“人墙”，不吃不喝地和邪教人员对峙了8个小时，直到他们散去，才感到身体几近虚脱。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主动请缨、逆行而上，全身心投入到检测试剂盒的开发中。武汉疫情严重，他要去医院采集临床样本。妻子拽着他的手：“不能去医院，会有生命危险。” “我会做好防护的。”他对妻子说，“国家畏难之时，总得有人站出来。没有大家，何来小家。”  

　　CAR-T治疗艾滋病，获世界首个发明专利 

　　研究艾滋病，意味着时刻与危险相伴。每个步骤，稍有不慎，就可能感染艾滋病。课题组的师生虽然懂得常识，也经过了操作培训，但是做实验仍然战战兢兢。 

　　为了推进研究工作，顾潮江亲自处理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他穿上封闭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小心地采集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然后在操作台分离细胞，再用CAR-T进行基因改造，经常不间断地工作5、6个小时。在他的示范下，师生们慢慢也大胆地开始操作了。 

　　在他的衣兜里，在实验室的操作平台上，常备着阻断药物，以备意外发生时立刻服用。然而，危险还是发生了。一次，他和助手正在进行动物实验，助手递注射器时动作过大，针头瞬间扎进顾潮江的手臂里。“啊”两人惊叫，他赶紧跑到水龙头下，挤出血液，反复冲洗伤口，“幸亏针管里是灭活过的病毒。” 

　　操作实验、分析数据、查看文献……日复一日的长时间工作，让40岁出头的他患上了颈椎病，脖子上经常贴着膏药。实在疼得难忍，他就在附近的门诊拔个火罐，症状减轻后继续工作。在农村出生和劳动了十多年的顾潮江，凭着超过常人的毅力，攻关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努力，顾潮江和张同存教授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利用CAR-T细胞治疗艾滋病感染”的技术，获得世界首个发明专利，抢占了世界科技制高点。艾滋病研究专家、美国西奈山大学Volsky D J教授对该项技术高度评价：“该专利创造性地开发出‘能精准杀伤艾滋病感染细胞的CAR-T’治疗新途径。” 

　　这两年，顾教授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完成了8例CAR-T治疗艾滋病感染的临床研究。研究显示，能安全有效杀死艾滋病毒，在艾滋病治疗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被学界称为“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开拓者”。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CAR-T是目前最有可能功能性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我这一辈子就是与艾滋病较劲。”顾潮江正在研制升级版的“通用型CAR-T”，提高后期的成药性，即从健康人体里抽取血液，制备CAR-T细胞，再回输到患者体内，治疗艾滋病，“这样做降低操作人员的感染风险，减少患者的治疗成本，让更多的患者可以治得好、治得起。” 

　　尊重生命，做有大爱的科技工作者 

　　 “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求求您救救我吧。”去年，一名26岁的黄石男性患者找到顾潮江，见面就跪下来。为了稳定患者的情绪，顾潮江不仅握住患者的双手扶他起来，还陪同患者吃饭，鼓励他坚强面对。临走时，患者哭着说：“谢谢您，给了我活下来的希望。” 

　　像这样的场景，他经历了上百次。每一次，都让他痛彻心扉，也尽最大可能给患者安抚。“用科学精神，从人性的角度，尊重和挽救每一个生命。”这也是顾潮江的职业信仰。 

　　目前，治疗艾滋病主要用鸡尾酒疗法，但有各种副作用，包括肝肾毒性、神经毒性、胃肠反应，有的产生耐药性。四处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地找到他。在顾潮江的手机里，有上千名艾滋病人的微信。每天，收到的留言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他利用吃饭、睡前的空隙，挑选紧要的留言回复。3年来，他回复的问题达数万条。这也促使他更加夜以继日地工作，加快临床研究和申请新药。 

　　回国后的这几年春节，在除夕夜全家团圆时，顾潮江在实验室默默看护实验用的细胞，在动物房里照顾实验用的动物，在操作台上做着实验。上小学的儿子，在一次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仿佛一台死板的机器，不断投身于工作之中，忙忙碌碌的他，几乎把我忽略了！”顾潮江虽然感到愧疚，但想到数千万艾滋病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盼望孩子长大后能理解自己！” 

　　欣喜的是，在去年6月份的小升初面试现场，儿子介绍父亲时，自豪地说：“我爸爸是科学家，他做的事将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顾潮江听到后问儿子，长大后是否愿意做和爸爸一样的工作。儿子坚定地点点头，大声说“愿意”。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紧紧地抱住儿子。 

　　 “全球有数千万艾滋病感染者，每个患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灾难，对国家是沉重的负担。” 顾潮江深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他正在全力推动CAR-T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感染的国家一类新药申报工作。该产品一旦获批，将会让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和数以千万计的国际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功能性治愈。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顾潮江说：“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爱党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科技工作中，做有大爱的科技工作者……”他一直在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