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叫作“叔叔”的次数，远比“老师”多。

那年九月，我拖着行李箱到乌学校报到。校门口的水泥地裂成龟背纹，缝隙里钻出倔强的狗尾巴草。老校长冲我点头：“来了啊，小王。”转身就对操场喊：“都过来，叫叔叔！”二十几个孩子轰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叫：“叔叔好！”那一声“叔叔”，尾音拖得老长，像给陌生人贴一张临时标签，方便又顺手。

我笑着应下，心里却悄悄立誓：明年，我要让他们改口。

早晨来得急。六点四十，炊烟从各家屋顶爬起，像灰白的丝带缠住山腰。我拎着热水瓶去学校，一路上遇见赶鸭子的爷叔、背竹篓的婶娘，他们远远招呼：“叔叔老师，早啊！”我把“叔叔”放在前面，像一顶帽子，扣得我动弹不得。

第一节课，我穿白衬衫、黑半裙，站在讲台上介绍拼音的四声。读到第三声拐弯时，后排的杏果突然举手：“叔叔，你头发散了。”全班“哗”地笑开，我的“老师”身份像粉笔末一样轻，被风一吹就飘走。下课铃响，他们冲出去，留我在黑板前，望着自己潦草的声调图发呆。

山里的孩子脚很野。放学后，男孩们跳溪摸鱼，女孩们跳皮筋，把马尾辫甩成拨浪鼓。我想留下他们补课，话还没出口，小江扬着眉毛：“叔叔，你帮我们扎辫子吧！”于是，我成了兼职梳头的“叔叔”。夕阳从樟树缝漏下，光斑落在一排小脑袋上，我手指笨拙，却第一次离他们这么近——近到能闻见草汁与汗混在一起的清甜。

十月，收稻。学校放农忙假，孩子们下田拾稻穗。我挨家挨户送作业本，走到杏果家时，她正蹲在田埂上，用镰刀背刮泥巴。看见我，她咧嘴笑，缺了门牙的豁口像一枚小小的月亮。她娘在身后喊：“果，喊老师！”杏果却低头憋了半晌，冒出一句：“叔叔，你鞋会陷泥，走沟埂上。”我应是应了，心里却像被镰刀背轻轻敲了一下：原来他们叫“叔叔”，是因为“叔叔”可以一起踩泥巴，“老师”却必须站在干净的地方。

那之后，我仍每天洗头，换颜色温和的发圈；仍把衬衫扎进裙腰，踮脚写板书。可下课铃一响，我也跟着跳皮筋，鞋底在尘土上画出歪歪扭扭的弧线。我学会用稻草编蝴蝶，用芒草做哨子，学会在作业本上画小星星，奖励给写完生字仍字迹歪斜的孩子。渐渐地，他们不再提醒我头发散了，而是抢在我开口前把黑板擦得雪白。

真正的转折藏在一场雨里。

十一月，山雨说来就来。最后一节课，天色像打翻的墨，狂风撞得窗户啪啪响。孩子们不安分地往外瞄。我索性放下课本，领他们关窗、搬书、拿桶接漏雨。雨点砸在铁桶里，奏出激越的鼓点。我们坐在讲台旁，我随口讲《西游记》里孙悟空借芭蕉扇的故事，讲到妙处，小江脱口而出：“老师，后来呢？”那声“老师”混着雨声，像石子落井，清脆、透亮，惊得我自己都愣住。杏果接话：“老师，铁扇公主是不是住在我们后山？”接着是一串七嘴八舌的“老师”“老师”……雨幕隔绝了世界，却把这群野孩子与我关在同一间窄小的房间里。

放学时，雨停。乌云撕开一道缝，夕阳的光像蜜一样淌出来。孩子们踩着水洼冲回家，溅起金色浪花。我站在校门口，看见杏果回头朝我挥手，嘴巴张合，没有声音，但我读得懂——她在喊“老师”。

第二天，我在作业本里收到一幅画：一只歪歪扭扭的蝴蝶，翅膀上写着“给老师”。落款不再是“给叔叔”。我把那张泛黄的作业纸贴在办公桌前，每当夕阳照进来，就闪出微微的暖光。

期末家长会上，我仍穿白衬衫，却不再刻意把衣摆束得笔直。杏果的娘拉着我的手笑：“苏老师，果回家说，老师像稻草蝴蝶，会飞，但脚还踩在地上。”我笑得眼角发潮——原来他们终于把我从“叔叔”的尘土里拎出来，安在“老师”的草茎上，既让风托着，也让根攥着。

一年约满，我要回城。临走那天，孩子们在樟树下围成一圈，齐声喊：“老师好！”声音撞在山壁上，又被风送回来，一层叠一层。我挥手，心里轻轻回答：

——谢谢你们，让我第一次体会“老师”的重量，也第一次明白：

所谓“为师”，不是被供在讲台的高度，而是被他们拉进自己的泥土，再用一整年的奔跑，把称谓从“叔叔”磨成“老师”。

那过程，没有号角，没有仪式，只有稻草蝴蝶在风里轻轻扇动的声响，啪嗒、啪嗒，像心脏均匀的节拍，提醒我——

教育，原来是一场互相搀扶的飞翔；而我，何其幸运，被山里的风托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