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开学第一周，我就跟学生“干上了”。

“作业呢？又没写？”我站在小涛面前，手指敲着他的课桌。他低着头，书包摊在桌上，里面塞着皱巴巴的练习册、一截断掉的铅笔、半块橡皮。我翻开他的作业本，空白，只有封面上写着名字。

“你上周欠了三次作业，这周又开始？你到底想不想学了？”

我越说越气，声音越来越大。教室里的其他孩子都不敢出声。

这是我当老师的第十个年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负责任的人——作业必须催交，纪律必须严抓，成绩必须上去。我甚至有点自豪：我们班的作业完成率全校第一，纪律流动红旗每周都不落。

但我没注意到的是，孩子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躲闪。

那天放学，隔壁班的张老师来串门。她是我们学校出了名“最不像老师的老师”——说话轻声细语，很少见她发火，但班上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太阳似的，见人就笑。

“你们班孩子这学期好像不太爱说话了。”她随口说了一句。

“可不是嘛，”我叹气，“我天天催作业，嗓子都喊哑了，他们就是不上道。”

她看着我笑了笑：“你呀，是个好老师，就是太像‘债主’了。孩子欠你作业，你天天催债，他们能不躲你吗？”

我愣住了。

“债主”？这个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上周小涛把皱巴巴的作业本放在我办公桌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老师，对不起，我下次一定写整齐。”我当时只看了一眼字迹，就把本子丢回去了。他后来一整天都没抬头。

我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教孩子”还是“管孩子”？我是想让他们害怕作业，还是想让他们爱上学习？

第二天早读课，我走进教室，习惯性想扫一眼全班的作业本，话到嘴边忍住了。手心全是汗。

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星期，我绝不催一次作业。

我走到小涛身边，蹲下来，轻声问：“昨天的作业，有没有遇到不会的？”

他抬起头，愣了一下，摇摇头，又点点头。

“不会的可以空着，老师第二天讲的时候你认真听。能做多少做多少，慢慢来。”

他眼睛亮了一下。

那天交上来的作业，还是有几个人没写完。我忍住没有点名批评，而是在作业本上给每个孩子都写了评语。给小涛写的是一句：“今天你写了五行生字，比昨天多了两行。进步了！”

第二天，他写了六行。

我开始强迫自己“找优点”。以前我的火眼金睛专门用来挑错，现在改成“寻宝”模式。

小浩的字歪歪扭扭，但每次作业都交得最早。我说：“小浩交作业最积极，说明他很重视学习。如果能再把字写工整一点，就更棒了。”

小丽作业经常错，但每次订正都特别认真，用红笔把正确答案抄三遍。我举着她的作业本给大家看：“你们看小丽的订正，多工整。错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小丽就是知错就改的好榜样。”

小军作业写一半空一半，但我发现他空着的那部分，在旁边画了一个小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不会”。我把全班逗笑了：“小军的创意我给满分。下次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来问老师，不用派小人来传话。”

笑声里，小军脸红了。他开始主动举手问问题了。

有一次我夸小强“今天听课特别认真”，他面无表情。我以为没用。三天后，他妈妈发信息说：“老师，小强说您夸他了，这几天回家都主动看书。”

一周下来，我没有催过一句作业。交上来的本子，没有一本是空白的。虽然有些只写了一半，但每一本都有字。

最让我意外的是周五。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在黑板上布置作业，孩子们都在抄。小涛写完了，把本子递给我看。字还是歪的，但整整齐齐写了五排，每排四个词。

他抬起头，眼睛亮亮的：“老师，我今天在教室写完再回家。我要让您看见我写得更多。”

我差点没忍住眼泪。要知道，上周他还是那个被我一催再催、最后哭着补作业的孩子。

“好，我陪你。”

他坐回去，一笔一画地写。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本子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忽然变得很好看。

上个月，学区搞了一次“双减背景下作业管理”的专题培训。专家说，作业不是用来判对错的，是用来告诉孩子“你还能更好”。我坐在台下，心里一直在点头。

前两天，小涛的爷爷来接他，拉着我说：“老师，小涛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以前从来不这样。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说我进步了’。”他爷爷指了指小涛的书包：“你看，那本子都翻卷边了，以前可是新的。”

我听了，鼻子一酸。

今天放学，小涛最后一个走。他站在门口，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没再说“路上小心”，他应该知道。

这学期期末，我们班的作业完成率还是全校第一。但这一次，我没有催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