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刚吹过稻田，麻雀就黑压压地飞来了。它们像一群逃课的小精灵，落在稻草人的破草帽上，叽叽喳喳地嘲笑：“喂，老木头，你怎么还不会动？”

我站在教室门口，攥着仅剩的半截粉笔，心里替稻草人害臊。那家伙是我和学生去年十月扎的：两根竹竿当骨架，旧校服做外套，草帽是校长退休留下的，帽檐上还有“1998”的褪色红字。一年日晒雨淋，稻草人瘦了一圈，草帽也塌了半边，活脱脱一个没睡醒的哨兵。

鸟不怕它，孩子们却舍不得它。“老师，再给它一次面子吧！”大嗓门的南瓜妞——她因能吃南瓜而得名——晃着我的胳膊。我眯眼看稻田，穗头正灌浆，一粒粒绿珍珠晃啊晃，晃得我心口发痒：行，上一堂“土味科技课”！

午休，我们钻进器材室寻宝。灰尘在光束里跳舞，照见一块废太阳能板、一个旧手机、一根充电线，还有去年科学节剩下的蓝牙小音箱，像被时间遗忘的杂牌军。我拍拍它们：“就你们了，给稻草人装颗‘心’！”

孩子们瞬间沸腾了。麻雀张——因为他能学会七种鸟叫——负责录音。他站在田埂，双手合在嘴边，先“啾啾”两声试探，再猛地拉高：“嘎——”麻雀吓得腾起一片，他得意地笑：“录到正版警报！”

南瓜妞把太阳能板绑在竹竿背后，像给稻草人背了个小盾牌。红薯杰最细心，用透明胶带一圈圈缠紧手机防水，再塞进胸口旧校服口袋，只露摄像头当“眼睛”。一切完毕，我们齐刷刷后退三步：破草帽、烂校服、光脚丫的稻草人，突然多了一丝“未来战士”的滑稽。

第二天清晨，我踩着露水去验收。太阳刚探头，太阳能板就闪着橙光。手机早已充满电，蓝牙音箱挂在腰间，像挎着一把会唱歌的枪。我悄悄躲进槐树后，攥着遥控器——其实只是手机里的音乐播放器——心里比第一次公开课还忐忑。

七点整，麻雀准时打卡。它们黑云般压向稻田，落在稻草人头顶，你一言我一语，像在讨论“今天吃哪穗”。我拇指一滑，音箱瞬间炸响：“嘎——”麻雀张的“正版警报”划破天空。鸟群惊起，像有人朝天空撒了一把黑芝麻。

可没过十秒，几只胆大的又折回来，落在稻草人肩上，歪头打量这只会叫的“新朋友”。我偷笑，换第二招：手机循环播放孩子们提前录的“人话”——“嘿，走开！嘿，走开！”声音稚嫩，却带着不容商量的认真。麻雀终于扑棱棱地飞远，稻田恢复宁静。

第三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大早，村口瘸腿的李爷爷拄着拐杖晃过来，身后跟着七八个老头，每人都拎着马扎。他们往田埂一坐，像看大戏一样。我忙迎上去，李爷爷咧开缺牙的笑：“听说你们稻草人会说话？咱来瞅瞅热闹。”

我只得现场直播。麻雀一落，我按下播放键，音箱里传出南瓜妞清脆的吆喝：“麻雀，去吃麦地那边的虫，别来偷我们的米！”老头们笑得前仰后合，皱纹里夹着阳光。李爷爷拍着大腿：“这哪是稻草人，这是稻田里的‘小广播’！”

从那天以后，AI稻草人成了村口的新景点。清晨，它的“节目单”不断更新：周一放鸟叫，周二播课文朗读，周三来段黄梅戏《女驸马》……太阳能板兢兢业业，把阳光转成电流，也转成孩子们的笑声。麻雀偶尔还来，却只是站在电线上听戏，不再猛啃稻穗。

转眼六月，稻穗低头，像做错事的孩子。我领着学生去田边测产，拨开沉甸甸的稻浪，看见那只破草帽依旧歪戴，帽檐上的“1998”被雨水晕成一朵淡粉的花。南瓜妞摸摸竹竿：“老师，它算合格哨兵吗？”我逗她：“虎口夺粮，战绩可查，当然合格！”

黄昏，我们把音量调到最小，让音箱里传出轻轻的心跳——“咚、咚、咚”，像稻粒在灌浆，也像我们的希望在鼓翅。远处，麻雀排成一行，掠过晚霞，竟有几分诗意。我忽然明白：所谓AI，不是高大上的芯片，而是阿杰的胶带、南瓜妞的太阳能板、麻雀张的嗓子，更是孩子们愿意动手的热情。

收稻那天，我们给稻草人换了一顶新草帽，旧的那顶被我挂在教室后墙，帽檐下写着一行小字：

“嗓子是旧的，喊出来的却是新的希望。”

下课铃响，我走出教室，仿佛还听见田野里传来那声带着电流味的“嘎——”。我知道，明年的麻雀还会来，但我们的稻穗已经学会在风里沙沙回应：

“别怕，我们有会说话的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