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郧阳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豆腐块”——《银杏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为村小学建校挑砖》，让我与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从此，开始了我的教育新闻采写路，也成为我一身最大的爱好，写作让我每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那时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写便是二十多年。案头那几本厚厚的剪报本，早已被岁月磨得边角发卷，却整齐地粘贴着近2000篇稿子。红的报头、黑的铅字，有的带着油墨香，有的已泛出浅黄，都是我一剪一刀从报纸上剪下来，再用胶水细细粘好的。这是我的“精神粮仓”。在亲戚朋友面前翻两页，听他们说句“真不赖”，心里便甜滋滋的；拿给学生看时，看着他们眼里闪的光，就知道又在心里播下了一颗爱好写作的种子；更多时候是夜深人静时，一盏灯、一杯茶，一页页翻过去，那些采访时的奔波、改稿时的纠结、见报时的雀跃，都跟着文字活了过来。那一刻，满心里都是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像老农看着沉甸甸的谷穗，所有的辛苦都成了值得。

这些稿子像一串珍珠，串起的不仅是我的写作轨迹，更是一段鲜活的教育发展史。原《郧县报》的油墨味还没散尽，《郧阳报》的版面又添了新篇；《十堰日报》的深度报道里有我采访的校长和老师，秦楚网的即时新闻里有我写的校园活动；湖北教育信息网（新闻中心）的专题版面上，曾登过我记录的乡村教师故事；中国德育网的页面里，还存着我对校园德育的思考；中国教育新闻网有我对小学恩师的无限怀念；《中国教师报》里的《遇见 非遗木刻》见证学生对非遗木刻的传承，每一次笔尖触碰纸张，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是在为教育发展留痕。

这痕迹里，也刻着我自己的求学路。儿时背着自家的桌凳去村上小学，所谓的学校，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土坯房，窗户糊着纸，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几十个娃娃挤在昏暗的屋里，只有一位老师既教数学又教语文。后来村上集资盖起十多间瓦房，第一次坐在敞亮的教室里，摸着光滑的木桌，我偷偷在心里笑了好几回。上中学时，条件更好了，可每周要挑着粮菜步行十几公里山路，累得直想把扁担扔了。好几次夜里蒙着被子哭，想就此辍学，都是母亲那句“念书才有出路”把我拉了回来。再后来，村里的学校成了最气派的建筑，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摆着崭新的课桌椅，娃娃们再也不用自带桌凳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经济条件好了，学校就成了一时社会上最好的房子，现在的孩子不仅能就近上学，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还能上“贵族式”的私立学校。这些变化，都藏在我的稿子里，藏在那些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报道里。

有人问过我，当年乡政府调你去做专职通讯干事，多好的机会，为啥不去？我总笑着说，舍不得。舍不得讲台下那一双双盼着知识的眼睛，舍不得校园里那股子纯粹的朝气，更舍不得教育这片让我能安心写作的土壤。后来当了校长，琐事多了，可每天雷打不动要挤出两小时写稿。晨光里改稿，星光下采访，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同事们打趣说我是“不务正业”，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不务正业”，让我更懂教育，写老师家访的路，才知他们踏过多少泥泞；写学校的新食堂，才懂孩子们碗里的热饭藏着多少关怀……

2019年成为湖北教育信息网通讯员时，我着实碰了壁。头十多篇稿子投出去，像石沉大海，连个响儿都没有。可我不信邪，凭着一股子韧劲，开始“以量取质”：白天泡在校园里找素材，晚上趴在桌上改稿子，一篇稿子改三五遍是常事。终于，《跛脚丈量家访路》发出来那天，我盯着屏幕上的“已发”二字，激动得在办公室转了三圈。自那以后，稿子越写越顺，光是湖北教育信息网就发了32篇，一年累计下来在各级报刊网络发稿竟有300多篇。每年自费将这些稿件装订成本，心里喜滋滋地。那时，只有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才能懂的欢喜。

有人说，写这些小稿子有啥用？可我知道，它们有用。对学校，是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的肯定；对学生，是点亮写作兴趣的星火；对我自己，是丈量教育发展的标尺。从带着桌凳上学的土坯房，到如今窗明几净的教学楼；从步行二十多里求学的艰辛，到如今校车接送的便利，我的稿子就像一个个坐标，标注着中国教育一步步向前的脚印。

笔耕二十载，墨香满行囊。写稿如做人，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是我的一生。毕竟，这纸上的字里行间，藏着我对教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个普通人与时代同行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