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的某个角落总飘着零下几度的空气，像一块看不见的薄冰。开学第一周，这份寒冷有了具体形状——一张无字试卷。姓名栏上，一枚被汗水泡皱的创可贴牢牢占据，暗褐色的边缘渗出焦躁与羞怯。我抬头，目光撞见最后一排的小北：耳侧剃出一道闪电，仿佛把天空劈成两半，他垂着眼，指尖在桌沿敲出无声的鼓点，咚、咚、咚，像要把冰面敲裂，却把自己关进更深的冬天。

我偷偷把“情感温度计”带进教室。不是冷冰冰的仪器，而是一张手绘的“情绪坐标”：横轴记录课堂时间，纵轴是七彩色带，从深海蓝到向日葵橙。每节课尾，孩子们用贴纸给自己“测温”。一周过去，小北的区域始终浸泡在深蓝中，偶尔泛起墨绿，像暗礁般潜伏。我试图靠近，他猛地拉上拉链，金属齿咬合的脆响像拒绝的锁。于是，我在坐标图旁贴上一张便利贴：“蓝色允许呼吸，不必上岸”。

第二周，温度骤降。小北与隔壁班男生打架，拳风带着碎冰。教务处要“严肃处理”，我申请延后一天。傍晚，操场只剩残阳，我递给他一瓶冰镇汽水。拉环“咔嗒”一声，气泡涌出，像憋了太久的对白。他没接，却开口：“老师，你知道被全世界静音是什么感觉吗？”我摇头，把汽水贴在他手背——冰凉与体温交汇，瞬间凝成水珠滚落，像一场无人知晓的哭。那一刻，坐标图上的墨绿开始松动。

我开始暗中升温。语文课上，《少年维特的烦恼》化身“匿名信”——每人写下最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装进信封，随机交换。那堂课，小北收到的信只有一行：“闪电头很酷，但闪电过后，也需要雷声抱抱。”他盯着字，指尖微颤，忽然把信封折成纸飞机，朝窗外掷去——飞机落进灌木丛，像一颗中弹的星。下课，他第一次留堂，问我：“老师，可以教我听雷声吗？”我笑了，把橙色便利贴贴在他掌心：“雷声不是折的，是允许自己发出声音。”

温度渐渐回升。第三周，坐标图冒出一抹浅黄——小北在贴纸背面画一只歪扭的小喇叭，配文：“今天，我把拉链拉下了三厘米。”我回他一张黄色便利贴：“风进来了，真好。”后来，他加入班级篮球队，闪电头在球场上下翻飞，像一道被允许存在的裂缝，让阳光漏进来。期中家长会上，他母亲握着我的手反复说：“他回家笑了，说老师懂他的蓝。”

期末最后一课，我把所有“情感坐标”发还孩子们。孩子们撕下贴纸，拼成一只巨大的温度计，贴在后墙——色带从深海蓝渐变到向日葵橙。小北把那张创可贴重新贴在“37℃”位置，说：“老师，这是我现在的体温。”我望向那只手工温度计，仿佛看见一条被重新标注的赤道，把冬天的教室一分为二：一半是理解，一半是成长；而我们，终于学会在裂缝里，种出会发声的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