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三周，我发现了“她”——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个把校服拉链拉到顶端的女孩。整整三周的数学课，她像被钉在沉默的十字架上：头埋得极低，耳侧碎发垂落成帘子，连呼吸都轻得像粉笔灰的簌落。当我抛出“二次函数顶点”的问题，全班举起一片手的森林，唯独她的桌面风平浪静，练习本被指甲无意识刮出月牙形的凹陷。

我故意把视线在她身上多停三秒。那三秒里，她肩膀微微发抖，像被聚光灯照到的夜蛾，翅膀迅速收拢成枯叶。下课铃响，她第一个冲出门，走廊上的阳光瞬间吞没了那个瘦小的背影，只留下课桌抽屉里一张被揉皱的草稿纸，上面反复描摹着同一道函数图像——顶点处被铅笔戳出一个黑洞，仿佛要把所有声音吸进去。

我开始“布阵”。把小组讨论改成四人围坐，让她与全班最话痨的男孩面对面；把“抢答”换成“写在便利贴上的悄悄话”，收上来时，她的纸条永远只有一行蚊足般的字迹：“y=ax⟡+bx+c”。我熬夜做了二十张“免死金牌”——答错也不扣分的绿卡片，偷偷塞进她课本第57页，那是我们讲到“开口方向”的页码。

第四周的雨夜，我收到一封邮件，标题是“老师，函数会疼吗？”正文空白，附件是一段3秒的录音：先是长达两秒的深呼吸，接着是一个比呼吸还轻的女声——“如果a是负数，图像会不会像被雨水压弯的蒲公英？”我反复播放那段录音，直到窗外的雨声与耳机里的呼吸渐渐重叠，仿佛看见一株蒲公英在雨里颤巍巍地挺直了脊梁。

第二天上课，我关掉所有灯，只留投影幕布上那道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我按下录音笔，把她的3秒呼吸放大成海浪，填满整间教室。“今天，”我说，“我们听函数说话。”黑暗中，我看见她第一次抬起头，耳侧的碎发被屏幕光映成银线，像某种封印正在融化。

讨论环节，我拿出二十张绿卡片，背面统一印着一句话：“答错的声音，也是光的形状。”当她被组员推着站起来时，校服拉链依旧拉到顶端，却发出细微的金属碰撞——像冰层裂开第一道缝。她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答案，而是：“老师，我……可以慢一点吗？”那七个字像七颗石子，砸进三十七秒的绝对寂静里，激起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如今她的声音仍轻，却开始有了形状。上周的公开课，她甚至主动要求板书“顶点坐标公式”。粉笔在她指间碎成三截，公式写得歪歪扭扭，但当她转身时，我看见她耳侧那缕碎发被汗水粘在脸颊上，像一道被雨冲刷后终于显形的轨迹。

期末家长会，她妈妈递给我一本旧练习册，扉页写着：“沉默是保护色，不是原罪。”我翻到第57页，那张“免死金牌”仍夹在那里，边缘已被摩挲出毛边，却绿得愈发耀眼。我仿佛听见一年前那三秒呼吸，正穿过时光的雨幕，在更多沉默的螺旋里，长成能接住所有声音的、柔软的网。